盈富优配海外留学需关注的汇率风险：美元历史与未来的“特里芬难题”

（本文作者聂俊峰盈富优配，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

从我们作为多家族办公室（Multi-Family Office）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家族财富管理服务的视角来看，留学属于家族人力资源的配置与再平衡，但支撑留学的财力基础是汇率。自4月2日美国增加关税以来，除了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之外，留学生家庭尤其需要关注美元汇率的剧烈变化。

美元指数在4月10日跌破100整数位，类似的单日跌幅在历史上只见于2020年新冠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与2001年911事件等市场极度恐慌阶段。虽然这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但是很多人可能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美元指数下跌的背后是美元对欧元、日元、瑞士法郎和英镑的大幅度贬值。截至4月16日，欧元日元和瑞郎2025年内对美元的升值幅度都达到10%左右。而2025年内，黄金以美元计价的涨幅已经超过了25%——要知道黄金在2024年涨幅已经27%。

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家族“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而关注留学的国家安全风险，同时也需要关注汇率的风险。眼前的汇率风波恐怕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它意味着80年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新的体系和格局未定之前的阵痛。目前又加剧了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支配地位的瓦解。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金融市场股债汇“三杀”与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息息相关，同时叠加美债收益率异动与美元贬值趋势，已暴露出国际货币秩序重构的破冰信号。从国际金融的专业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确实是基于美国财政与贸易的两个不可持续：一是贸易赤字，二是政府债务。关于美国的贸易赤字与美元汇率的两难处境，1960年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在对1945年之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研究之后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世界各国接受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生产商品卖给美国，美国“印钞”付出美元。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信用基础是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客观要求美国必须保持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造成的悖论。也正是这一悖论导致了二战后国际金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因为1945年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美国当时规定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但是随着二战后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的崛起盈富优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雁阵式”调整，美国长期贸易逆差，1971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放弃了美元金本位。在过去这54年时间当中，黄金兑美元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涨到了3300美元。另一方面，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来看，特朗普第一次上任初期，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规模是19.9万亿美元，而今已近37万亿美元。叠加过去几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美联储的高利率，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绝对金额甚至超过了庞大的美军军费。如果继续高利率来进行借新还旧，美国政府债务其实已经具备了“庞氏融资”的特征。特朗普新一届政府应该是看到了美国在贸易和财政两大不可持续的难题，但是在美国优先口号包装下，妄图吸引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在根本上是不现实的。眼下美国采取的关税政策措施是非常鲁莽的，相当程度上是用自残的方式在破坏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因此除了美国股市和美元汇率之外，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也出现了大幅的波动。我认为近期的汇率波动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而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解体破冰甚至雪崩的警告之声。特朗普的休克式贸易政策进一步戳破了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元因信用降低而出现贬值和应用场景衰退将不可避免。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贸易的保护主义必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渐进式的“去美元化”。

美元的贬值往往伴随着通货膨胀和黄金升值的大周期，在我们这个时代又叠加了数字加密货币等新生代货币对美元中心化地位的侵蚀。但美元的贬值和去魅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升值。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本币汇率稳定升值的根基。贸易摩擦的输赢不只是舆论情绪的比拼，最终的胜负取决于经济的韧性与信心。未来基于经济实力和科技革命的“货币多极化”格局将如何演进，身为金融从业者需要谨慎待之。

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当中，英镑、卢布乃至德国马克都曾见证了大国兴衰并关联国民财富。1990年的苏联1卢布（旧卢布）等值1美元到如今1美元等值当时9-10万旧卢布。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30年俄罗斯家庭几乎退出了国际留学市场。全球化时代的财富管理既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也是我们进行家庭人力资源国际化配置的主要工作。面对这种形势，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家长都应该未雨绸缪、知所进退，为自己和家庭作出符合时代与历史趋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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